（一）逆境，造就了我们一家五个大学生
　　 有人说，我们家是中国各类大学生的博物馆：我爸爸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，哥哥是解放后、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，我和弟弟、妹妹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函授、电大、夜大毕业生。可有谁知道，我们一家这五个大学生是在逆境和苦难中造就出来的呢？
　　 我爸爸解放前凭着努力和勤奋，考上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公费大学——北洋大学（现在的天津大学），从师于茅以升等老教授，专攻土木建筑。1938年毕业后，他曾参加过粤汉铁路、滇缅铁路、衡阳飞机场等设计工作。他的职务也由助理工程师逐步提升为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。1948年，在他担任长沙铁路工务段段长期间，国民党西南行辕公署行政长官白崇禧派人给他400大洋，让他炸毁衡阳铁路，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。他断然拒绝了。这使得他能在1984年以和平起义、投诚人员的身份得以平反。可是，这并没有抵销爸爸上大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的“罪过”。1951年的镇反运动，他因为没有交代上述“罪行”而被判处五年徒刑；文化大革命又被清洗回湖南老家，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。他发挥才能的黄金时代被剥夺了，也给儿女们的生活、学习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。
　　 在父亲服刑期间，哥哥该考大学了。可是，妈妈一个月四十来元的工资，养活我们兄妹几个尚且不够，又怎能供哥哥上大学呢?作为家中的长子，哥哥毅然而郑重地向妈妈提出退学，摆小摊挣钱养活弟弟妹妹的要求。妈妈搂着他哭呀哭，哭红了眼眶，苦干了眼泪。
　　 妈妈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大户人家，解放前教过几年小学，深知教育的重要性。为了让孩子继续上学，她横下一条心：就是去要饭，也不能让孩子退学！她加班加点地干活，下班后再糊纸盒，并到处借钱。她有一个小本，上面记着我们跟谁借的钱、借了多少、借钱的时间等等，不管是三元五元，都在小本本上记得一清二楚。她老人家在林中的时候，还郑重地告诫我们：“一定要把借的钱还上！人家的滴水之恩，我们一定要当涌泉相报！”
　　 哥哥终于没有成为摊贩。他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！现在，他成了中原油田的高级工程师。他已经退了休，在北京女儿的家里尽享天伦之乐。
　　 我呢，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宁夏生产兵团农建13师，一去就是15年，在这15年中，人们对我的称谓不断变化；农工、黑五类狗崽子、统计、中学教师……在这15年中，我没有放弃努力，读书看书，后来又迷上了新闻写作和小说创作。有一天，我坐在我管理的稻田水渠旁写稿子，因为长期劳累、营养极度不良，又是在毒阳下写作，我虚脱了……两眼一黑，两腿一软，就掉到水渠里……被渠水冲醒后，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稿纸摊开，在阳光下晾晒。后来，我成了《宁夏日报》、《人民军垦报》、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员。1976年，又在《宁夏文艺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。1979年我回京后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相声、快板、论文、书稿等作品，并多次获得过《北京晚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等报刊大奖。
　　 1978年，我考上了宁夏广播电视大学；1979年返京后，我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中文专业，坚持5年业余学习，取得了大学本科毕业文凭，并以优异成绩被《旅游》杂志聘任，当上了编辑、记者。
　　 我弟弟1965年高中毕业后，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，因而没有上山下乡。那时，我们的父母、弟弟、妹妹都被赶回了老家，哥哥分配到外地，我又上山下乡，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的“懒惰”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;家里的锅碗瓢盆摆了满地,屋里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,满桌子满床都折着页的书。你问他房租是多少，他答不上来，而你问他折的书是第几页，他却了如指掌。为了把省下的电钱和煤钱给父母寄去，他冬天也不生火、不点灯，晚上跑到工厂去看书，伴着轰鸣的机床睡觉……在这种极艰苦的条件下，他自学了《高等数学》、《机械制图》等课程，并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。上学后，他得了高血压病，他他还是艰难地学完了所有课程，取得了大专文凭，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　　 我妹妹的境遇比我弟弟也好不了多少。
　　 1971 年，她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，“曲线返城”，回到了北京大兴县魏善庄。
　　 所谓“曲线返城”，就是在外地插队或被迁赶的女知青，用出嫁为代价返回市郊区。我妹妹嫁到大兴县魏善庄后，白天下地刨高粱、耪玉米、喂猪，晚上回来坚持看书。就在这时，我妈妈得了癌症。妹妹虽然挣的是女社员中的最高工分，但这8分钱只能换一斤棒子！我妹夫为了给我妹妹分担痛苦，骑车往返二百多里路，跑到北京城里，卖了200毫升血，换了30元钱给我妈妈看病。他还担负了照看两个孩子和料理全部家务的重任。
　　 妹妹在丈夫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召下，发奋读书，终于在1983年她35周岁的时候，以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，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俄语系，并翻译出版了小说《列宁的青少年时代》。她在工作中也多年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，还因抢救孕妇而立过三等功。
　　 巴尔扎克说过：“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，结果完全因人而异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。。。。。。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。”我们一家五个大学生，都是在逆境和苦难中奋斗成功的。我们也许应该感谢逆境和苦难！
　　
　　 （二）喊着语录生孩子
　　 我和夫人都是高中毕业后于1965年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，在宁夏银川市郊一个叫做平吉堡的地方干了15年。这15年，我们是伴随着激情燃烧的青春、炼狱般的苦行僧生活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一起度过的。其中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和爱人的相识相爱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只袖子做的媒。
　　 我的夫人善丹青，尤善临摹，她能把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放大画出来，画像竟和照片上的人物、景色毫无二致。
　　 1968年，我们那个地方，要比全国文化大革命晚上一两年，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启蒙下，也掀起了“早请示、晚汇报”、跳忠字舞、唱语录歌、传达毛主席语录的高潮。我成分较高，出身不好，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判过刑（后被平反），一门心思要在这场运动中表现自己，彻底和家庭划清界限，做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。我觉得，自己洗脑还是挺彻底的，我也曾为自己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自豪过。
　　 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，每天都要出操、喊口令，连队的食堂也要刷毛主席语录、画毛主席像，这个光荣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夫人（当时只是认识而已）头上。
　　 我帮她搭画架子、递颜料，她主笔画像。不到半天的功夫，她已经把毛主席像画好了。我站在画架下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老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哦，原来是毛主席的衣服袖子和画像的比例不对。我赶紧对她说：“快改过来，一会儿有人发现了，你就成了侮辱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了！”她二话没说，三下五除二就改好了。打这儿以后，我们就认识了，再后来就结婚了——很平淡的故事吧？其实，我们的爱情与婚姻都在《烟雨红尘》网站列为精华的文章“期盼金婚”中，有过详细的介绍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今天，我主要说说我夫人生第二个孩子的故事。
　　 那天，是1973年1月12日，农历腊月初九，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。夫人一早还像往常一样，赶着毛驴车给地里送粪。赶着赶着，突然觉着肚子痛，她马上把毛驴车赶回了家。我也从地里赶了回来。我一边喊着：“我要生儿子喽！我要生儿子喽！”一边去请连里唯一的大夫郑光。
　　 郑光是1958年支边的浙江人，出身地主家庭。他的医术很高明，连里绝大部分孩子都是他接生的。他有四个孩子，也都是他接生的。不过，当他为自己的老婆接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，老婆大出血，连里又没有血库和输血条件，郑光只能瘫坐在土炕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老婆痛苦地死在自己怀里。他的第四个孩子也因此叫做“念慈”。
　　 我本来还有些犹豫，怕夫人分娩有意外。这可不是多余的担心，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虽然是在北京生的，但她由于极度营养不良，身体极其虚弱，全身浮肿，我们连的指导员怕她出意外，跟着她回的北京。
　　 生这第二个孩子，我一是怕郑光还没有从丧妻的痛苦中缓过劲儿来，而是怕夫人身体顶不住。但是，这会儿，您再怎么担心也是白搭呀！夫人马上就要临盆了。
　　 郑光让我预备一沓子草纸和一桶热水，并让我把煤火生得旺旺的——他就在我们家里接生！
　　 我们结婚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钱买床，睡的是土炕，铺的是薄薄的褥子。夫人就要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生孩子，而且是在老公在场的情况下生孩子！
　　 夫人身体很差，生产的时候很费力，全身都被汗打透了，还时不时地喊出声来，“哎呀，哎呀！”的叫声让我撕心裂肺，可我又帮不上忙，直急得满屋子瞎转。郑光和他的助手不断喊：“使劲儿，使劲儿！”我终于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就在这马上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，夫人再也没有力量了，任凭郑光怎么喊都使不上劲儿。孩子的头就那么漏出来一点。不行，再不能生下来，孩子就有生命危险！我也不知错了哪根筋，大声喊起了毛主席语录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我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着这句语录，给夫人加油。夫人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，在郑光大夫的引导下，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！嘿，是个儿子！我高兴得差点儿哭出来，可孩子的脐带绕住了脖子，没有发出诞生时应有的哭声。郑光真是个经验丰富的大夫。他马上把绕在孩子脖子上的脐带剪断，又拍了拍孩子屁股，“哇！”孩子终于哭出了声。我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回头一看夫人，她已经累得喘不上气来了。我把用毛主席语录催生的儿子抱到她怀里，她笑了，笑得是那么甜美，那么让人爱怜。
　　
　　 （三） 犬子终于结婚了
　　 2014年3月12日，一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日子，可是对于老夫我来说，则是个天大的喜庆日子——这一天，犬子领结婚证了！老夫今生的所有愿望都实现了，再没有什么遗憾了！
　　 老夫之所以这样高兴得忘乎所以，乃是因为犬子今年已经四十有一，半大老头了，再不结婚，就太对不起我和老伴儿了。
　　 四十一年前，老伴儿生犬子时，是在兵团的土炕上生的。犬子出生时，脐带缠颈，多亏连队里有一位有经验的老医生处理得当，才使犬子转危为安。
　　 犬子出生后，正赶上一个月二两油、一年四次肉、一个月90%吃返销粮的日子。那叫什么返销粮，就是发霉的玉米面，连窝头都攥不成形，得煮成稠糨子放点盐水吃。老夫的妈妈，一位湖南的大家闺秀，千里迢迢赶到宁夏看孙子。没油没肉没菜吃，把个老人家急得欲哭无泪。犬子瘦得皮包骨，让人看着就心疼。您想想，我骑一辆自行车，大梁上坐着女儿，后座上夫人抱着儿子，我还能蹬得嗖嗖的，这一家子才有多大份量呀！
　　 犬子一两岁时，是由他的姐姐看大的。渴了，姐姐给他倒水喝；饿了，姐姐给他喂饭吃；拉了屎，姐姐给他擦屁股，姐姐什么都让着他，其实，姐姐只比他大一岁八个月。
　　 犬子特别淘气，生性好动，姐姐一下看不住，就会跑到外面玩儿，而且，由于特别缺嘴，什么东西都敢往嘴里嚼。有一次，他看到房子外边的垃圾堆上长出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蘑菇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大嚼起来。结果那是一个毒蘑菇，他的眼睛都吃肿了。
　　 犬子一天天长大了。上初中的时候才有一米六几，到了初三，跟气儿吹的似的，一下子就窜起来了。我们家那时就住在北京有名的隆福寺街，那里有服装一条街。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给儿子买一条18元的裤子，要不然他的裤子就会短一截，他最终长成了一米八三的高个子，长得也人五人六的，白白净净的。有人说犬子像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孔令辉，有的说他像小虎队的乖乖虎。
　　 最终发现犬子长大成人的，不是他生理上的变化，而是和他的几次谈话。
　　 第一次是他职高毕业以后，在一家五星级合资酒店当门童，干了些日子就不想干了。他说，门童是个吃青春饭的活计，连职业都算不上。我还年轻，得创出点自己的事业来。我和老伴儿说，那你想干什么？他说想和同学一起开酒吧，挣了钱，给妈妈看病，让我们老两口过上好日子。我们很激动，也很欣慰。好儿子，没白养！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。我们毫不犹豫地拿出了毕生的积蓄五万块钱给了他。后来，他把这本钱赔得一干二净，虽然我们什么埋怨的话也没说，但是看得出，孩子很内疚，咬牙说一定要把这些钱挣回来，还让我们放心，他会给我们养老送终的。
　　 我们过去一家六口人——我们老两口、女儿一家三口和我儿子，都住在一个三居室里，方便不方便还在其次，最主要的是犬子无法谈婚论嫁，交的女朋友倒是不少，可一到谈婚论嫁就没了下文。原因很是简单，儿子没有住房。儿子从来都不埋怨姐姐自己有房还住在爸爸妈妈家里，他说姐姐一直对他都很好，他不忍心轰姐姐走，而宁愿自己无限期地等待一个能和他裸婚的女子。
　　 我是一个知青。前些日子，有一个知青网站搞了个《知青口述历史访谈》，我也被邀请参加拍摄。儿子跟我交换了很多意见，中心意思是叮嘱我，不要把知青历史说得太悲惨太黑暗，把访谈录变成了忆苦会。另外，根据他工作单位——某电视台的经验，提醒我要事先了解这种电视片是否已经在有关部门备案，是否有拍摄资质、播放资格等等，先给我打预防针，怕我上当受骗。我觉得，儿子和我是平等关系，是朋友关系，根本不像父子关系。我非常珍惜这种父子加朋友的亲情关系，一个家庭，如果都是这种关系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，还有什么利害冲突？
　　 我的儿子终于结婚了，我高兴，我请大家喝喜酒；不会喝酒的朋友我敬茶，雨前茶、竹叶青、大红袍、铁观音......任您选嘞，我还要作一首打油诗奉献给我亲爱的网友们：
　　 犬子不惑行大婚
　　 网友捧场情意深
　　 殷殷祈福融入酒
　　 五湖四海一口闷！